作者 by Doubt-Fact /
本文获第八届钓鱼城影评大赛主竞赛单元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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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坠落的审判》是法国导演茹斯汀·特里耶的新作，其作品借助女性主义的视角，探讨了性别角色的置换及传统家庭模式的崩溃与重构。本文通过对隔阂与置换、辩证与审视、颠覆与重构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发现其通过传统家庭的坠落探讨文化的隔阂与身份置换的议题，借助法庭片的类型置换突破传统类型化表达，最终通过传统家庭的坠落与归属表现家庭与性别身份的重构。
关键词：家庭关系；坠落的审判；法庭片
作为法国导演茹斯汀·特里耶的新作，电影《坠落的审判》通过一个家庭悲剧的展开，讲述了知名作家桑德拉的丈夫萨穆埃尔的意外死亡让桑德拉成为最大嫌疑人，面对质控，桑德拉和必须自证自己的无辜。影片通过纪实性的手法展示了审判的全部过程，表现了传统家庭观念的脆弱，以及导演对女性主义、个体主体性的思考。本文将分别通过隔阂与置换、辩证与审视、颠覆与重构三个角度进行分析，试图揭示影片所蕴含的深刻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
片名是观众接触影片的第一媒介，“坠落”，意为“掉；落”[1]；“审判”，意为“审理和判决（案件）”[2]，从这个角度来看，“坠落的审判”似乎更强调对“坠落”这一案件的审判。但作为一部来自欧洲的影片，从其法语原名来看，“Anatomie d’une chute”（坠落的剖析）有着更多隐藏含义。chute（坠落）在法语中除了跌倒、坠落外更有崩塌、崩溃之意，anatomie（剖析）也不仅仅着眼于对案件的审判，而是有着更宽泛的维度，原名和译名之间存在着由语言及文化不同带来的差异。
这种差异恰恰是《坠落的审判》的主题之一。因为意外，来自德国的桑德拉和丈夫一起搬去丈夫的家乡法国，语言是沟通的桥梁，但面对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他们不得不在家庭中使用英语作为一种“中间地带”。语言差异的背后隐藏的是文化的错位与隔阂，这种隔阂在影片中被进一步拓展到整个家庭关系。在传统家庭和社会观念中，丈夫和妻子的角色被赋予了不同的定义，男性“生存的正当性通过他给群体提供的劳动来证实”，女性则“受制于生育和家务的角色”[3]，而在影片中，这种身份被颠倒置换。因为儿子的意外，原本是大学教师的萨穆埃尔将一切错误归咎于自己，选择放弃教职回家照看孩子，成为家庭中事实上的“妻子”，而事业上升成为知名作家的桑德拉则成为家庭中事实上的“丈夫”。这种身份的置换似乎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但却让萨穆埃尔难以接受。尽管妻子同样为家庭做出了妥协，然而对于萨穆埃尔来说，“在家庭领域与父权制文化中受到赞许的男性气质都与他无缘”[4]，这种情景让他产生一种焦虑情绪，事业的失败让他无法达到传统家庭模式对丈夫的期许，妻子的肉身出轨与对他创意的“剽窃”让他耿耿于怀，他陷入了一种“被客体化的危机”。即使桑德拉表达了她对于萨穆埃尔重返事业的支持，但对于萨穆埃尔来说，性别身份所衍生的期许与他弱势现状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他在与儿子的对话中将自己与宠物狗类比，“总有一天, 它会累, 会感知不了你的需求, 会死去……”无异于是在变相地声明他在家庭当中主体性的沦丧。[5]
作为一部创作于欧洲的电影，《坠落的审判》与其他法庭片一样遵循了好莱坞法庭片的一般模式[6]，即“辩方和证方分别搜集证据，证明被告无罪或有罪。”[7]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这种设计让辩证双方相互角力，“庭审时各自从自己的角度陈述案情和观点，说服陪审团和法官相信自己，”[8]使得影片更具观赏性与戏剧性。本片中，萨穆埃尔的意外死亡让知名作家桑德拉成为最大嫌疑人，她必须要向法庭证明自己的无辜，影片即围绕这一案件展开。这种模式为《坠落的审判》带来了迥异于《罗生门》式主观表达的视角，证人、证词的出现似乎带来了一种客观的理性视角，法庭以正义的理由不断深入原本私密的家庭空间，并在开放的法庭中展示向公众，随之通过镜头进一步转换为敞开、可被围观的剧院空间。但与传统法庭片依赖法庭外警方、律师、侦探“找寻新证人，搜集新证据，查明新线索”[9]，最终通过关键证人或关键证据理性判断一锤定音的模式有所不同，对于《坠落的审判》来说，坠楼事件发生在阿尔卑斯山的乡下，唯一在场的证人丹尼尔双目失明，这无疑加大了查找真相的难度。证人、证词的权威性被进一步削弱，纯理性的视角被感性理性交织的复杂视角取代，言语几乎成为辩证双方唯一的博弈方式。同时影片中来自德国的桑德拉对法语并不精通，语言的错位在影片中非常直观，桑德拉因为无法完全听懂法官、检察官等人的语言——甚至对方会在用词的精确性上吹毛求疵——显得万分疲惫。法律的威严为控方赋予了凝视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人物形象因为法律的存在所产生的等级差异”[10]（如影片中咄咄逼人的检察官），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即使语言错位，处于被凝视地位的桑德拉也必须重新构建自己的主体性，通过自己去重新解读证据，还原历史。
除此之外，《坠落的审判》也并不像类型化的法庭片一样追求一个明确的真相，影片一开始就向观众提出了两种假设，萨穆埃尔的死亡是谋杀？是自杀？但随着故事的推进，了解越多，观众反而越不了解真相。抽丝剥茧般深入的并非真相本身，而是一个满地鸡毛的家庭：丈夫萨穆埃尔难以面对性别角色赋予他的期许和自身事业失败之间的落差，这让他陷入痛苦与挣扎的焦虑之中；失明后着重由父亲照顾的孩子丹尼尔也不理解母亲，甚至将其视为一个“怪物”。这些原本隐私的内容同样展示在桑德拉面前，传统的婚姻、家庭随着法庭的深入不断解构，让她不得不直面自己的过往，重新审视自己。这些理性与感性混杂的叙述亦影响着观众，在模糊不清的真相外层，观众的视角在法庭中随着镜头“微微的晃动转向和聚焦其中一方，使得观众的视线与陪审团一样，处在对两边的观察和游移中”[11]。这种视角让观众不自觉的进入法庭空间本身，“将一线希望或者说是自己对案件的预判寄托于权力者的审决”[12]，展示出影片的张力与魅力。
另一边，法庭上的视障儿童同样值得关注，作为唯一在场者，他的证词对审判有着关键性作用，然而，失明也让他的证词受到质疑。同时，作为死者和被告的孩子，他在法庭上也陷入焦虑和挣扎的境地，他不得不做出决定——要么承认自己的父亲是一个选择自杀的失败者，要么指认他的母亲是杀害父亲的凶手。在某种程度上，他成为了最后的法官，决定他的母亲是否有罪。经过长时间的挣扎，最终，丹尼尔选择出席作证。法庭上，丹尼尔回忆父亲的自杀倾向，闪回的画面中，父亲开口说话，声音却来自丹尼尔，这似乎暗示某种记忆被修改的可能。但毫无疑问的，丹尼尔选择了他情感与逻辑上能接受的真相，将唯一的亲人——母亲保留在他身边。表达的真相替代了客观真相，关于真相的疑问并没有在影片中得到类型化的解决，在影像中，“真理不再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真理，而是每时每刻都在重新创造的东西”，但旁观了整个审判的观众也能做出自己想要并愿意接受的真相。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家庭人际轴心从纵向的‘父子轴心’向横向的‘夫妻轴心’转移。”[13]夫妻关系在家庭关系中起着重要甚至决定作用。《坠落的审判》中，因丹尼尔的意外而深陷自责的萨穆埃尔一步步陷入被客体化的危机，并最终造成自己和家庭关系的坠落，他如此评价导盲犬，“它会预判你的需要，预判你的行动，保证你的安全，它一生都在猜想你的需求，思考有什么是你看不见的，也许它累了”。这同时也是他对自己的评价与陈述，“被客体化”是他坠落的根源。但这种被客体化的危机在父权体系下并不少见，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她作为整体的人，作为一种自主的自由，是在男人逼迫她自认为他者的世界中展露自己和自我选择的，人们企图把她凝固为客体，把她推至内在性。”[14]甚至在影片结尾，桑德拉与导盲犬相拥而眠，“不免暗示这一客体化的存在在家庭关系中是不可缺少的。”[15]但同时，影片通过桑德拉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正如前文所述，桑德拉在审判中处于被凝视的地位，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需要重新建构自己的主体性，这其中，女性身份的斗争也被包含在内。当私域的家庭关系被公开到法庭，桑德拉的出轨、“剽窃”遭到人们的审视，甚至妻子、母亲、作家的身份也连同受到质疑。桑德拉面临的不仅是杀夫的指控，她的个人特征，冷漠、双性恋乃至事业上的成功也被作为证据受到攻击。法庭的审判连同传统父权模式下的质疑蜂拥而来，只有不断自证，桑德拉才能保证自己个体的主体性，并最终洗脱罪名。与其说这是一场针对桑德拉的审判，倒不如说是对传统社会模式的一次颠覆与解构，传统父权话语无法接受性别身份与社会身份的置换，却最终陷入客体化的泥潭。个体需要在社会关系中保持主体性，性别身份与社会身份之间需要性别特质的“去性别化”。
与此同时，作为审判中关键证人的丹尼尔在审判中承受了巨大的心理痛苦，除了丧父之痛，随着法庭审判的深入，他还要直面并承认父母关系的快速坠落，以往父母在他心中建立的形象让他难以承认现实，而咄咄逼人的法庭却已经将最终的审判权交到了他的手里，他只能在承认父亲的失败和指认母亲的罪行之间进行抉择。丹尼尔双目失明，并不知道坠楼的真相，但他选择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验证，通过给导盲犬喂药的实验，他接受了父亲脆弱的一面，“如果要我想象我妈妈杀了他，我无法理解，但如果要我想象我爸爸是自杀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得出自己心中的真相，丹尼尔选择宣判母亲无罪，并最终归属于家庭。另一边，影片也为萨穆埃尔和导盲犬之间创造了巧妙的同构关系。片尾导盲犬来到桑德拉身边，与桑德拉相拥而眠，同样意味着一种接纳与归属。
《坠落的审判》不仅是一部关于审判的“法庭”电影，更是一次对家庭关系和个人身份的深刻反思。通过影片中桑德拉和萨穆埃尔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的坠落与重构。影片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主题，引发了观众对于家庭、性别和社会角色的广泛讨论和自我审视。坠落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已经不重要，通过亲情维系的家庭关系或许才是审判的最终答案。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M]. 第6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716.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M]. 第6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157.
[3] 波伏娃. 第二性[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488.
[4] 李平.“庭审片”的类型置换与价值法则——以《坠落的审判》为例[J].电影文学,2024,(10):148.
[5] 李平.“庭审片”的类型置换与价值法则——以《坠落的审判》为例[J].电影文学,2024,(10):149.
[6] Stefan Machura, Stefan Ulbrich, Francis M Nevins, Nils Behling. Law in Film: Globalizing the Hollywood Courtroom Drama[J].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001, (1) :117．
[7] 王者羽. 从电影《辩护人》看法庭片的三种权力[J]. 东南传播, 2022,(10) :37.
[8] 褚颖.美国司法程序中的戏剧元素——浅析好莱坞法庭片垄断全球市场的原因[J].电影文学,2009,(18):22.
[9] 朱靖江.美国法庭片的叙事模式[J].电影艺术,2000,(01):108.
[10] 王者羽. 从电影《辩护人》看法庭片的三种权力[J]. 东南传播, 2022,(10) :34.
[11] 梁芯.对真相的追寻与消解——电影《坠落的审判》的母题解读[J].视听,2024,(05):62.
[12] 李鹰.围观“审判”:法庭片中观众主体身份的认同[J].电影艺术,2015,(03):83.
[13] 汪怀君.试析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嬗变[J].前沿,2005,(11):209-211.
[14] 波伏娃. 第二性[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15] 李平.“庭审片”的类型置换与价值法则——以《坠落的审判》为例[J].电影文学,2024,(1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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